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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玉英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原标题：《天主教徒病患从患病、受苦、救赎中发展出对“苦”的超自然理解角度之案例研究》，载《辅仁宗教研究》第三十七期（秋），第1-24页。为方便阅读，本号编辑对文章部分大小标题做出了些许改动。

本号编者引人间的灾难通常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诸般灾难中又以疾病最为普遍。重大疾病的来临通常能够促使人的宗教本能的爆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死后世界的探寻，这些日常流于泛泛而谈的问题此刻变得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刺目。天主教是世界上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约13亿信徒），它的教义以天主创造世界万有为开端，以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为人类承受十字架的苦难为高潮，以天主圣子再次降临世界、天主圣神彻底圣化整个世界的天国来临为最终指向。在走向天主教信仰的患病者中，不乏以“得医治”、“心理慰藉”、“身体能够舒缓”等实用性目的为指向的皈依者。可是，现实来看，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表明单纯地对天主教的信奉就能够对重大疾病的康复起到彻底颠覆性的医疗作用。但在某些案例中，一些患病者却并未因此就放弃信仰或对信仰感到失望,反而认为自己对宗教信仰和疾病痛苦的认识更为深入了，且信仰愈发虔诚。由此来看，这些皈依天主教的患病者势必经历了对宗教信仰和疾病痛苦之认识的改观。在此当中，天主之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难事件是促成这一改观的信仰出发点，与天主共同进入痛苦之境是疾病痛苦的精神修行的主要内容，向天主奉献自身疾病的痛苦是信徒将疾病苦难转化为天国临在的持续行动。中世纪黑死病瘟疫时期流行的《死亡之舞》为了理解这种非常玄奥的信仰道理，社会学家贺玉英以实地调查为最终凭据，结合宗教社会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向我们呈现了一位普通的天主教癌症患者的心路历程，并加以深入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俾能与明达之士共同思考死生之大事。本文共三个部分，推荐非学术从业人员直接下滑阅读第二部分，分享社会学家笔下的天主教徒病患的心路历程。同时，让我们也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祈祷，希望他们能把自身的病痛与天主之子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结合起来，将痛苦奉献给天主，阿们。

（一）方法论：理性地理解宗教信仰的尝试

1.前言

在本文里我们试图以“超自然”（thesupernatural）概念作为一个讨论点，以天主教徒患病受苦的经验，考察宗教与病苦的关系。很多研究会探讨宗教如何有助病患应付病痛，这种以宗教功能为重点的研究肯定对病患有裨益。然而，我们有兴趣进入宗教的较深度层次考察人的病苦经验及其可能的转化。所谓“较深度层次”，是指由人间视角转变到用宗教的超自然角度去理解疾病痛苦，也就是由一种视患病为生命中的不幸转变到以病苦为造就某种来世福乐的理解；在这里，天主教信仰中关于“救赎痛苦”（redemptivesuffering）所涉及对病痛的正面肯定，甚至可能要在某程度上放低人们普遍追求健康和舒适人生的一种受苦观，便正正凸显在宗教中的超自然观念，是可以异于人们普遍认知的生活取向。而救赎痛苦的复杂之处，在于它看来是会抵触普遍人性试图避开痛苦的自然倾向。任谁都不会喜欢患病受苦的，究竟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痛苦带来救赎”此一违反人性常情的超自然说法是如何能够被理解的？上面的铺陈是想突出人的思考和理解能力与超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拟探讨关于超自然的所有问题，而是聚焦在对于超自然的“理解”此课题上。我们也不是从纯理论或神学进路来探讨超自然，而是通过经验研究（empiricalresearch），具体地考察患病的天主教徒如何能够理解和接受不符合人间常理的宗教观念。当代以RodneyStark为首所建构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就是试图展示宗教行为的理性成分，籍此反驳主流理论将宗教看为是“非理性”的观点。尽管该理论倾向把理性狭隘地定义在代价与回报的关系上，我们认为此种以回报为基础的理性观，可以作为探讨天主教徒如何能够理解和接受疾病痛苦的起点；因为人们的确可以为了获得救赎（例如补赎罪过、死后进天国），而忍受现世病痛苦楚，这亦配合从人的角度看自身利益。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以自身利益为本位的思考模式，是否构成足够条件使人明白和接受一些会冲击其正当并且基本的人性需求（例如身体健康）的宗教观念呢？Stark把包含道德成分的宗教性牺牲（sacrifice）化约地解释为人们指望获得来世回报的理性选择行为（Stark,:-）。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初步的探索，试图勾画天主教徒病患对于“苦”的理解过程，主要是考察当中的思维模式及其变化，其中包括当病苦逐渐指向救赎痛苦此超自然概念时，当中的转化理解所涉及的前设条件。然后，我们会进一步地延伸做些微的探讨：对病苦的接受是否涉及天主教徒的某种德性状况？下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二节是检视学者们对于Stark用来研究宗教的特定理性观的检讨，然后是救赎痛苦的讨论及关于病患的德性之研究论述。第三节是案例研究，以一位天主教徒病患个案做主线描述，细致呈现相关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化。第四节是讨论天主教徒病患的思维模式的转变。第五节总结这次探索的成果。

2.理性地理解宗教信仰的方法讨论

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称为宗教研究的新范式（newparadigm），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展示了宗教行动的理性成分。人们为了要获取宗教所提供的现世利益和来世回报，而皈依宗教和投入各种宗教活动。从这个范式来看，理性的宗教行动就是以自身利益为本位，并依循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逻辑来进行思考活动。很多学者对于此种理性观提出了检讨和批评，大致认为宗教行为和现象包含复杂和丰富的内容，不可被化约为手段与目的，以及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来看，而“理性的”宗教行动也不一定是工具理性导向的，而是可以由更为宽阔的理性观所导引。J.V.Spickard（）和P.A.Mellor（）分别援引古典社会学家MaxWeber和EmileDurkheim的观点，指出价值和规范是构成社会行为和现象不可或缺的元素。Weber提出的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正是要说明人们不单只通过权衡计算，运用有效手段达致自身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会为了非功利的目标（例如宗教信念、超越价值和高尚理想等），不计较条件去进行实践。显然，价值理性是可以用来考察一些非功利取向的宗教行为，但正如Spickard和Mellor提出的批评，理性选择理论把价值理性说成只是一种伪装了的工具理性，于是，一些利他的慈善行动便被理解为满足个体偏好（preferences）的利己行为。换言之，该理论把价值理性收进工具理性之内，没有将两种理性观区分开来，结果使宗教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元素被掩盖了。另外，JerolmackandPorpora（）提出的认知理性（epistemicrationality），是试图深入地考察信奉超自然宗教的人的理性究竟是怎样的。两位学者指出，宗教之所以为宗教，首要是关于信念（beliefs）；即是说，我们当然可以考察一个宗教行为是否属于满足自利动机的工具理性，但更首要的问题是：一个宗教信念是如何被理性地认知或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这里触及超自然的预设。在宗教研究和宗教社会学里，有对于宗教的实质定义（substantivedefinitions）的讨论，其中S.Bruce在早期著作（）中已提及超自然观念或主张的可信性（plausibility）问题，也指出救赎的代价根本无法通过经济理性做实质的计算。然而，若论能够从微观层面的宗教经验和情感启发天主教徒的研究，JerolmackandPorpora的讨论无疑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首先，宗教经验构成宗教认知，教徒因为经验到神或超自然，所以认识神。另外，认知理性也以宗教情感为基础，以“效法基督的受苦”此观念为例，教徒的宗教委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