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韩谦实习记者/龙天音

编辑/刘汨

4月24日，刘强进行肺移植手术

普通肺移植患者的术后护理像是在“走独木桥”，对于新冠肺炎移植患者来说，这个过程和“走钢丝”一样凶险。

7月底，65岁的崔志强和54岁的医院和普通病房，相比其他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他们走过了一段更长、更难的路，即使如插管、ECMO（人工肺）这样的手段都没能让他们脱离险境，直至遭遇病毒侵蚀的肺部被移植替换，两个人才从生死线上被拉了回来。

无论从医学还是人心的角度，这都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

移植手术过后，崔志强又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90多天，一整层病房、20多人的团队，都只为他一个人服务。种种的不确定性让他的生命体征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中，呼吸、血压、用药，以及排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在他身上都可能产生放大十倍的影响。

除了忍受疼痛外，病情如同过山车般的起伏也不断打击着他们的信心。刘强把这个过程比作不断循环地爬山，一开始拼命往上爬，好不容易快登顶了，“啪，一下子又掉下来了。”他一度想过咬舌结束生命，“那时候我已经挂在悬崖边上了，稍微松懈一些，就会掉下去”。

直到熬过了最难的时候，如今刘强一顿早饭可以吃下一个鸡蛋、喝掉一碗米粥，再回忆起医生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肺移植手术的情景，他才笑着说：“幸好当时点了头。”

7月29日，医院普通移植病房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7月21日下午，在接受肺移植手术92天后，65岁的崔志强离医院（以下简称“医院”），医院继续治疗。第二天，经过医生许可，他如愿见到了5岁的外孙，半年来，女儿崔瑛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笑容。

父亲转院后的第12天，崔瑛才给他办完全部出院手续——那是一摞叠起来足有1米高的结账单，医院三台打印机，全部费用累计多万元都由国家负担。

3个多月前，崔瑛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父亲。2月6日，崔志强因发烧被接到定点酒店隔离，次日医院就诊，9天后，崔志强的病情急转直下，呼吸困难，崔瑛与他失去了联系。

从护士每隔三五日在凌晨1点多发来的短信里，崔瑛了解到，父亲先是上了有创呼吸机，然后又换ECMO支持。她再多问下去，收到的回复总是相差无几，“大概意思就是还在维持治疗，但活下来的希望很小”。

那时候，电话响起时是一家人最紧张的时刻。崔瑛接电话时，母亲会离开几米远观察她的神色，“如果我脸色凝固些，她就不敢过来，如果我特别高兴，她就又跑过来站在我旁边听”。武汉封城的日子里，崔瑛最担心的是自己连送父亲一程的机会都没有。

4月18日，电话还是来了，医院告诉崔瑛，她的父亲有机会接受肺移植手术。“成功率并不确定，但不做是百分之百没有希望。”崔瑛觉得，自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在此之前，医院胸外科主任林慧庆已经完成对崔志强的情况评估。自3月7日以来，崔志强的的7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算是一位“新冠后遗症”患者。呼吸机上显示的肺部顺应性指标为12厘米水柱，差不多是正常人指标的三分之一，肺活量的数据则降到了毫升，这意味着，崔志强的肺在休息了近60天后仍无法自我修复，不可逆的纤维化使它完全丧失弹性，不能再像吹气球那样完成回缩、舒张运动。如果不进行肺移植手术，持续的炎症将不断侵蚀崔志强，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除了肺以外，崔志强心肝肾功能正常、凝血功能基本正常、细菌感染得到控制，作为对患者有“高选择性”的肺移植手术，崔志强符合了严苛的手术标准，在他清醒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意尝试移植的意愿。

几乎同一时间，医院两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也接受了肺移植专家组成员的问询。在停掉镇静剂后，54岁的刘强点了点头，另一位73岁的患者则拒绝进行手术。

刘强于1月底在同朋友的聚餐中感染新冠肺炎，因病情迅速恶化于2月11日接受ECMO治疗，先医院、医院和医院。最终，刘强作为全世界有记录使用ECMO术前辅助时间最长的新冠肺炎核酸转阴患者，在他插管的第73天，也等来了匹配的供肺。

崔志强的手术在4月20日下午进行。前一天晚上，林慧庆失眠了。担心和兴奋围绕着她。在此之前，国内虽已进行了5例手术，但仍有些尚无法回答的疑问：万一患者手术后复阳，那么手术的意义在哪里？患者手术后远期存活状态如何？如果有医护人员感染怎么办？国际上可参考的文献只有4篇，还包括一个失败案例，一切都是未知数。即将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也令她兴奋，“医学的进步，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尝试性工作。这中间会遇到波折，但我们会尽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手术由林慧庆和肺移植专家组组长陈静瑜主刀。一个横贯胸腔约30厘米长的切口被剖开，胸骨被完全暴露出来。崔志强的肺是暗红色的，萎缩至正常状态下的2/3。新冠病毒的侵袭带来肺部不可逆的纤维化使它摸上去疙疙瘩瘩的。病肺被切除，来自于一位29岁脑死亡病人的肺被移植到崔志强身上，新鲜的肺呈淡粉色，跟海绵一样，摸上去很轻。

穿戴着5斤重的正压头套、四层手术服和三层手套，三级防护的措施为手术增加了许多难度。八个小时的手术后，兴奋劲已经过去，一种疲惫感笼罩了林慧庆，“就是那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

崔志强第一次进行坐姿训练

并发症来了

接力棒被传递到了术后护理组，对肺移植病人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

肺作为人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更容易与细菌接触，移植肺又处于失神经控制状态，无法通过咳嗽、排痰等方式减轻炎症反应，导致肺部感染的几率增高。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由于此前长期卧床，身体机能处于很差的状态，更增加了康复中的不确定性。

医院从重症医学科、呼吸科、胸外科等科室抽调来6名医生、13名护士、2名康复师和1名心理医生，20余人的团队只负责崔志强一个病人，重症临时病区一整层楼成了他的专属病房。

在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光看来，普通肺移植患者术后护理过程像是在“走独木桥”，对新冠肺炎移植患者来说，这个过程则可以比作是在“走钢丝”，稍不留神，便会失去平衡。

第一个难关很快就来了。

4月21日凌晨1时许，做完手术的崔志强被推回重症监护室。观察一两个小时后，崔志强的高压降至六七十，两侧安置的胸管不停地排出血液，一晚上出血量达到多毫升。这意味着创面存在大面积出血，如果内部血凝块不及时清除，这里将成为细菌繁殖的“沃土”。

那个晚上，崔志强输了20多袋、近万毫升血。李光和7名医生、4名护士一直守着，到早上6点，尝试过各种方式止血无效后，肺移植专家组决定重新打开创面，进行开胸清创手术，寻找可能的出血点。

两个小时后，崔志强被重新推入手术室，林慧庆同陈静瑜再次站上手术台，对弥漫性的创面渗血使用氩气刀喷出氩气保护气，火焰烧灼渗血处止血，并对可能的出血点进行缝合、结扎。下午1点，手术结束，担心崔志强又出现渗血问题，在手术室继续观察24小时后，他才被推回重症监护室。

连串的措施在第二天开始见效，医生们逐步降低ECMO的氧气支持力度，在测试三个多小时后，崔志强的血氧饱和度等一系列指标维持正常水平。晚上8点多，崔志强完成ECMO脱机，这意味着移植肺开始发挥功能，可以自主呼吸了。在医院待了3天后，李光终于可以回隔离酒店洗上一个澡了。

“整个脑子都是麻的”，李光如此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崔志强在术后遇到的麻烦是此前未曾预料到的，术前，崔志强凝血功能的数据只比正常人稍差了一些，这对普通病人来说或许问题不大，但对新冠病人来说，术前的小问题都会在术后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李光事后总结，这或许与崔志强此前长期使用抗凝药物有关——为防止血液在接触ECMO管道表面时凝固形成血栓，需使用抗凝剂以抑制人体自身的凝血功能。

术后出血的问题困扰了刘强的护理团队更长时间，在完成肺移植手术24小时后，刘强也因出血过量进行了一次开胸清创手术，在尝试一次脱机失败后，直至5月6日，肺移植手术结束后第12天，刘强才完成ECMO拔管手术。

紧接着，肾功能损伤、细菌感染、抗排斥反应、胃肠功能等并发症陆续袭来。“一般病人有两三个并发症就已经很难处理了，没想到刘强全中了”，治疗中一连串的“意想不到”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史嘉玮觉得，自己“不像个经验老道的医生，倒像是个研读论文的学生了”。

有时候，刘强的治疗方案也无法完全依据既有经验操作——药物极少发生的副作用在刘强身上发生，一些治疗方案在刘强身上失去了效果。为了摸索出平衡各类并发症的治疗方案，史嘉玮需要盯紧刘强的每一个指标的细微变化。

挂在悬崖边上

刘强开始恢复意识的时候，身上插着17根管子。

手术前卧床余天，肌力为零级，意味着四肢完全瘫痪，无法完成肌肉收缩运动。简单的呼吸、吞咽、抬手等动作都需要进行康复训练。

长期卧床使他丧失了时间观念，他对疼痛最早的印象是在一天早上，刚睁开眼，护士们在为他清理身体，由于仍插着有创呼吸机无法说话，他吃力地伸手向他们比出了一个暂停的手势。那时候，他总会在晚上做各种奇怪的噩梦，有家人出意外的，也有自己被怪兽追着跑的，被惊醒之后，“那种疼痛感没法用语言来描述，全身上下哪哪都难受，好像把几辈子的病全得了一遍”。

“疼！”5月16日，医护人员为崔志强翻身时压到了他臀部的褥疮，由于长期卧床，崔志强腰骶部长出了一块7x13厘米的褥疮，表层的皮肉全部腐烂，骶尾骨裸露可见。

崔志强因疼痛发出的强烈的气流冲破了气管切口上的气囊，经由声带发声，这是崔志强术后第一次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会儿还只是在练习呼吸功能，还没有用上语音阀，他这一声，肯定是用了很大的劲”，当时在场的康复师马思亮回忆。

除忍受疼痛外，病情如同过山车般的起伏也不断打击着他们的信心。刘强把这个过程比作不断循环地爬山，“一开始拼命往上爬，好不容易快登顶，‘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你再努力往上爬，又狠狠地摔下来”，反复几次后，刘强开始对自己是否能够康复产生怀疑，他甚至考虑好了用咬舌的方式结束生命，“那时候我已经挂在悬崖边上了，稍微松懈一些，就会掉下去”。

六月中旬，可以逐步练习行走的刘强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氧合指数下降，呼吸又变得困难起来，全身也如同连锁反应般开始疼痛。抗排斥药物量的增加，又使得身体免疫力降低，紧接着细菌感染又来了，史嘉玮回忆，“胸片拍出来两个肺都是白的，发生了很严重的炎症反应”。

那时候，刘强在凌晨给护士长杨林杰发去